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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相当数量的进步书籍，包括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河上肇、巴格达诺夫、鲁迅、邹韬奋等人的著作，以及少数马克思原著（如李一氓译的《拿破仑第三政变记》），都是1927年以后出版的，在当时算是禁书。这些书是在先父阵亡后，我清理遗书时发现，都是先父阅读过的。 “七七事变”前后，先父在陆军第41军122师任少将参谋长。这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先父的以身许国抗拒外侮的思想也日趋成熟，很自然地接受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。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，先父阅读了大批有关抗日救亡的进步书籍。我当时正值暑期回家，先父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单，命我到生活书店去购买，“八一三”以后，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抗日的呼声中，先父与122师师长王铭章将军毅然请缕杀敌，抛家别子，奔赴前线。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