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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末，远在成都的刘禅下来一道诏书，决定复诸葛亮丞相位。诏书中写道：“街亭之役，咎由马谡，而君引愆，深自贬抑，重违君意，听顺所守。前所耀师，馘斩王双；今岁爰征，郭淮遁走。降集氐羌，兴复二郡，威震凶暴，功勋显然。方今天下骚扰，元恶未枭。君受大任，干国之重，而久自挹损，非所以光扬洪烈矣。今复君丞相，君其勿辞。”宣诏的黄门念毕，诸葛亮恭敬伏地谢恩，双手接过诏书，表情严肃。他终于又回归到丞相之位了，尽管这是早晚的事。诸葛亮站在门前遥送由成都前来宣读诏书的一干人，神情凝重。我胡乱猜想着，他外出许久，近乎一年，是否也十分牵挂着成都。我瞧他双手紧握诏书，脸上肃穆庄重，想起那日蒋琬离开时曾说的那句“丞相安在，大汉才会安在。”眼看着春深了，枯叶却垒了好几堆。诸葛亮复位丞相后，接收到的出使（二）那日朝臣告退后，诸葛亮连夜作《绝盟好议》一文，经汉中与成都两地朝臣们传递阅览，终于逐渐平息了不满之声。事实上，这其中多得是只会蛮说“不可”而说不出为何“不可”之人。而诸葛亮的这篇《绝盟好议》，细细读来，逻辑清晰，论据充分。特别是最后一段提到的“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，我之北伐，无东顾之忧，河南之众不得尽西，此之为利，亦已深矣。”向刘禅与朝臣深刻阐述了此时盟好孙权之关键意义，也因此得出了“权僭之罪，未宜明也”的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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